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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参见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页。

[2]1989年，《行政诉讼法》出台，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事件。四、提速、转型和升级：法治政府建设的未来之路 法治政府建设是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久久为功。

功能上，行政法总则能够为其他行政法规范提供依据，解决立法冲突，填补立法漏洞。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历的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成就来看，政府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法治政府。要探索部门间执法联动与协作机制，通过打造执法数据平台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以形成执法合力，提升执法效能。法治政府建设无法一蹴而就，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17]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转引自：关保英：《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内涵与价值》，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6期。[48]周文彰：《数字政府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载《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2期。《行政程序法》中的上述规范固然对类似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如联邦法律中的《税法》第130条（§130 AO）与《社会法典》第10编第45条（§45 SGB-X）。

基于此分类方式，行政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中涉及的表意错误应属于性质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行为与现实情况不符。信赖保护原则在表现形式上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其适用于不同领域时所体现出来的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对于学界而言，这一表述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该条的官方背书，学者们多有援引，质疑之声则较为罕见。卡纳里斯教授在论述信赖构成要件时，曾将因果关系认定为五大构成要件中的第四要件。

二者虽然在学理上似可统一在信赖保护原则的名义之下，但二者之间呈现出来的更多是差异性而非共通性，甚至可以认为二者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原则。只不过，在相关论著中，负面列举的排除通常与利益权衡这一适用要件放在一起，作为事实构成认定中的最后一个审查步骤。

然而，尽管信赖表现为主观信赖经由客观化过程而形成的结果，由于审查这一适用要件的目的在于确定受益人是否在主观上形成了信赖，因此学界仍通常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观部分。其之所以形成，原因在于传统学理对于依法行政原则的严格遵守，这一点原本亦无可厚非。《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2款规定，受害人应当在此处于不知意思表示错误的状况，因为其在法律行为交往中没有义务考查对方的表示是否含有错误。与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相比，这一权衡方式的特点在于：一旦可以确立构成利益冲突，即以公共利益无条件优先为原则。

笔者在此借用施密特-阿斯曼教授用以描述普通行政法与特别行政法之间关系所采用的阐述方式：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构成了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重要参考领域，通过对相关规范的适用表明了其对于所调整的利益格局的规范模式，而信赖保护原则即是从对特定领域规范模式的普遍化上归纳而来。在此，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成文规范来划定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至于第8条第2款中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亦不过是一般意义上依法行政原则的体现。[42] Wie z.B. Weber-Duerler, Vertrauensschutz im oeffentlichen Recht, 1983, S 104.参见林三钦：《法令变迁、信赖保护与法令溯及既往》，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页。

（四）利益权衡 在前述三要件均成立的情况下，就可进入最后一项适用要件的审查——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利益权衡。受益人是否基于信赖基础形成了值得保护的行为，直接影响到此处的利益权衡结果。

本文论述行政法中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形成的四适用要件审查体系，目的就在于展示该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适用过程，以作为研判该原则实质内涵与制度意义的基础之一。只有在信赖基础发生偏离、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无法保护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时，才需要考虑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

在同一时期公布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专家意见稿第11稿）》中，基本相同的规范结构再次出现，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109条（不得撤销的情形） 法定救济期间届满后，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仍然可以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的行政决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撤销： （一）撤销该行政决定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但受损害的当事人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没有过错的，应当给予补偿。关键词:  信赖保护原则。[24] Weber-Duerler, Vertrauensschutz im oeffentlichen Recht, 1983, S. 104. [25]吴坤城：《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39—242页。因此在公法范畴之内，笼统而言，信赖基础可以是国家作出的任何行为与意思表示。更严格来看，该原则所涉及的核心规范为违法授益行为的撤销规则，也即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的规范内容。在此情况下，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自然可以得到授益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保护。

在我国大陆学界，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之所以受到关注，盖因围绕《行政许可法》立法作出的探讨例如，2015年颁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4条明确规定应保护各方信赖利益。

然而，主观意义上的知晓，乃至于在主观上形成信赖，均不足以启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当然，仍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应基于依法行政原则撤销违法授益行为。

只有在前述适用要件均已成立的情况下，受益人对原行政决定形成的存续利益与国家的改变利益之间构成冲突时，才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利益权衡。[1]关于撤销与废止的含义，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然而，这些学理上的探索与努力并未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相对于抽象立法关系而言，在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形成的利益权衡中，权衡基点之一为受益人对于原授益决定所形成的存续利益。综上所述，就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而言，信赖表现无疑构成重要的适用要件。我国台湾地区学界亦一般采用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与信赖值得保护等三要件审查体系。

依据该规定，在民事行为被界定为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况下，应依据《民法典》第155条将该行为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进而依据《民法典》第157条由过错方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构建研究（19ZDA163）。

笔者在此借用施密特-阿斯曼教授用以描述普通行政法与特别行政法之间关系所采用的阐述方式：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构成了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重要参考领域，通过对相关规范的适用表明了其对于所调整的利益格局的规范模式，而信赖保护原则即是从对特定领域规范模式的普遍化上归纳而来。[65]陈华彬：《论意思表示错误及我国民法典对其的借鉴》，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第32—37页。

然而，由于其具体规定中并未形成类似于四适用要件审查体系的规范构造，因此并未能在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之外，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例如，在著名的寡妇抚恤金案中，如果没有当事人从东柏林迁居西柏林这一信赖表现的客观存在，法官不可能后续对之作出相应裁判。

即便可能形成冲突，通过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亦可以调和不同利益之间形成的不同取向。易言之，这里的所谓利益冲突，实质上就是存续力与法律效力之间的冲突，也即形成于法安定性与实体公正性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一般意义上的三要件审查体系构成如下：（1）信赖基础为国家权力机关作出或认可作出的行为，亦称为信赖事实构成。基斯克教授曾以正当信赖表述为例，认为此处起决定性作用的所谓正当之限定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表述而已。

这样看来，虽然形式上同为三要件审查体系，但具体的内容似乎并不相同。而就抽象立法关系中进行的利益权衡而言，情况完全不同，其系在国家溯及既往的利益与公民的信赖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然而，论及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则不应将信赖基础的范围设定得如此宽泛。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7条规定的权衡方式为：信赖授予利益之行政处分，其信赖利益显然大于撤销所欲维护之公益者。

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基于此分类方式，行政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中涉及的表意错误应属于性质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行为与现实情况不符。